今年4月22日，一个引人注目的任命引发媒体的广泛讨论：出生于南越的高雄接替被解职的约翰·费伦，成为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。9月1日，川普正式提名他为海军部长，尚待参议院投票确认。高雄在1975年西贡沦陷时仅四岁，来自南越的上层家庭，父亲曾担任农业部官员及副总理助理。随着西贡政权的崩溃，高雄的家族被迫逃离，先途经关岛，再辗转至西非，最终在他12岁时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，真实地经历了南越逃亡者的命运。此次任命将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那个动荡的时代，即“投奔怒海”的历史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全球风云变幻，左翼势力通过革命扩张，而右翼则被逐步推向边缘。在二战后，苏联携着胜利的余威，四处输出革命理念，促进了大量的“代理人战争”，使得红色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。同时，面对苏联的挑战，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也逐渐向左倾斜。二战后，许多真实的保守派被迫退出舞台，代之而起的是左翼的执政者——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伪装成温和派的。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曾被视为“Uncle Joe”的支持者，后者在对待麦克阿瑟的策略上便展现了不愿全力争取胜利的决心。随后的艾森豪威尔、肯尼迪、约翰逊、福特和卡特等人，更是将自己的盟友一个个置于不顾，逐步地将世界大片区域拱手让给了苏联，另一方面则尝试对美国社会进行左翼改造。

这一全球右退左进的格局，直到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相继上台，才彻底得以遏制。在众多民主党总统之中，肯尼迪与卡特造成的盟友背叛尤为显著。南越的吴庭艳政府，由于肯尼迪的直接干预而被推翻，甚至通过243号电文明确放任叛军将其处死。吴庭艳的死亡削弱了南越的抵抗力，使之无法有效对抗北越，最终导致西贡陷落。马丁的名言“南越的沦陷并非源于战败，而是因为遭到了背叛”的确实体现了这一悲剧的本质。 球友体育

当尼克松和基辛格签署《巴黎和平协定》时，尽管北越承诺承认南越主权，华盛顿也承诺将对北越的任何违规行为进行军事回应，但局势随着“水门事件”的爆发发生了彻底逆转。1974年，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，援助南越的资金减少了75%以上，导致南越无法获得必需的军备和补给，眼看着北越罔顾承诺的肆无忌惮。最终，南越的崩溃并非因为勇气不足，而是被同样一批曾经送他们上战场的民主党人背叛。

1975年4月30日，美国最后一架直升机搭载着撤离人员从西贡大使馆的屋顶升空，与此同时，美国国内却发生了大规模反战示威。披头士乐队的约翰·列侬在此时高呼“要做爱，不作战！”而好莱坞的明星简·芳达则亲赴北越，声援对手并指责美军的轰炸是“战争罪行”。这一切都在好莱坞经典电影《第一滴血》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。

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和平，而是一次次人性的悲剧。北越在消灭南越后进行了大规模清洗，数万人死于非命，数百万人民被迫送往劳改营。结果是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至少有两百万越南人试图逃离，状况悲惨，近50%的人在海上丧生，成为人们口中的“越南船民”。他们的逃亡之路上，满是艰险，最终才抵达联合国设立的第一收容港香港。 球友体育

在那段时间，香港电台每天都在播放警告，提醒越南船民仅可因政治原因入境，以避免被强制遣返。如果想了解为何南越人民宁死也要逃离，电影《投奔怒海》或许能给予一些启示。著名导演许鞍华监督的这部影片精准地刻画了当年的艰难处境。

更大范围内的灾难也在发生。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成为事实，邻国柬埔寨和老挝相继沦陷。波尔布特这个曾被美国左派视为“柬埔寨的乔治·华盛顿”的人物，居然屠杀了自己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。伊朗的情况同样悲剧。由于卡特放弃了盟友巴列维国王，迫使其流亡，让霍梅尼轻易上台，伊朗瞬间从“中东巴黎”沦为伊斯兰极权国家，德黑兰美国大使馆被占领，400多天的人质危机随之而来，伊朗此后也日益成为中东反美的中心。

尼克松在其著作《不再有越南》中义正辞严地指出，任何时候美国若决定开战，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动用压倒性的力量赢得胜利；若非关乎核心利益，绝不可轻易出兵。承诺则应坚决兑现。真正的和平源自于力量，而非软弱。然而，令人痛心的是，这些智慧被美国的政权所遗忘，留下的只有战后深刻的教训与铭心的背叛。 球友体育